【佳作赏析】德器深纯李仪祉
发布时间：2021-11-23 14:59:31 来源： 作者：张发民 人气：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更是农业的命脉，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人们更是把治水作为兴国安邦之首，素有“善治国者必治水”的至理名言。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也是五千年水利发展史。从三皇五帝时的大禹开始，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治水人物，他们的治水功绩造福当代的同时，也推动着水利文明的进程并永远为人们铭记。2019年12月，水利部公布第一批中国历史12位治水名人，近代水利科技先驱李仪祉位列其中。
李仪祉，姓李，名协，字仪祉。陕西蒲城人，1882年出生，1938年3月8日因病去世，享年仅56岁。
亲历干旱贫水苦，少立郑白宏愿心
1882年2月20日，李仪祉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马湖乡富原村、渭北旱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十年九旱”是渭北旱原的特征，“龙山马湖，渴死寡妇”、“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更是这里真实的写照。庄稼能否有收成取决于“老天爷”；吃水靠从近百米深的水井摇辘轳挑水，虽说村东4公里开外就是洛河，但坡陡沟深道窄，非强壮男子也只能“望水兴叹”；耕种时月老天不下雨，村民相信请神“祈雨”，也常有因没水吃、抢水吃而死人的事情发生。亲历干旱贫水之苦的李仪祉曾说“我们那个穷苦地方，最苦的就是水不方便”。这也使他从小就有让人们不再为用水而发愁的朴素想法，这也是他后来献身水利的源动力。
家庭熏陶好读书、学贯中西报家国
李仪祉的祖辈都是地道的庄户人，但其祖母很了不起，深知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重要性，特别重视子女读书。用李仪祉的话说：“当时家庭贫寒之况，是子侄辈所想不到的，但祖母对子女的教育却是一丝不苟，伯父（李仲特）和父（李桐轩）始终没有废读”。李仲特喜好数学，算得上当时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曾先后到浙江、四川做幕僚；李桐轩喜欢国学，文学造诣很深，曾任陕西省府咨议局长、创立西安易俗社并任社长多年。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聪明伶俐的李仪祉从小就极爱读书，且涉猎面很广。他八岁开始进私塾馆学习，十七岁参加同州府院考并以第一名获秀才衔，被当时的督学叶伯皋评价是“年少识算，气度大雅”。1905年，李仪祉考入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德文预科班学习，以优异成绩于1909年毕业并获举人衔。同年7月份，李仪祉受西潼铁路局委派，于10月份进入德国柏林皇家工科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在校期间，李仪祉非常刻苦用功，除过参观、实习之外，他基本是寓所—课堂—图书馆三点一线。因在图书馆常常是熬到闭馆才被管理员委婉劝离而得了“晚安先生”的雅号。1911年秋辛亥革命暴发，消息传到学校后，素来对腐败没落政府不满的李仪祉毅然踏上欲参加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回国旅途。
1913年春，李仪祉欲返德国继续其学业，适逢辛亥革命陕西元老郭希仁邀请同行考察欧洲。在考察过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等欧洲诸国的河渠闸堰堤防等水利工程后，他们感慨良多。郭希仁便劝李仪祉改学水利，说道“与其学他艺，不如学水利。吾乡之郑白渠，废驰已久矣。曷弗于吾辈手兴复之。”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李仪祉的内心。于是，在送郭希仁回国后，李仪祉则直接进入德国丹泽工业大学专门攻习水利。在学习中，李仪祉以其刻苦精神和良好的学业，深得国际著名水利专家恩格尔斯教授的赏识和器重。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仪也学成回国，开始了他献身祖国水利事业并做出卓著贡献的辉煌人生。
倡修“关中八惠”，惠泽三秦百姓
陕西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凭借其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独有的军事地理优势，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和建都朝代最多的地区，享有“关中自古帝王州”之美誉。秦修郑国渠，促成了秦“一扫六合、逐并诸侯”；汉、唐时期，关中水利达到鼎盛，泾、三、高一带更是“关中的白菜心”、粮棉油生产的重要基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替，这些水利设施起起伏伏并逐渐衰落，以至清代彻底废弃，原本的“白菜心”重又回到了靠天吃饭的窘境。
1921年夏，关中遭遇严重干旱，饥荒四起，时任陕西水利局长的郭希仁等有识之士更加真切地认识到彻底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引水灌溉。于是，恢复郑白渠、筹建引泾工程的“渭北水利工程局”便应运而生。为了落实工程建设专业技术人才，于是，郭希仁鼎力举荐、陕西省政府等各届诚恳邀请，1922年4月份，李仪祉毅然辞掉南京河海工科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教务长职务回到陕西，接替郭希仁任陕西水利局局长，主持引泾工程事宜。
严谨、科学、务实是李仪祉的一贯作风。为了引泾工程的科学规划，他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携带干粮帐篷，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于人烟稀少、荆棘丛生、更有野猪、豹子、狼等凶猛野兽出没的泾河谷口一带进行现场踏勘，七天徒步百余里；他深入预设灌区，与农民作朋友，调研农作物种植结构和耕作方式；专门组建工程测量队进行灌区测量，在泾河沿线设立流量观测站、雨量站、蒸发站等实测水文数据资料。经过两年的辛苦努力，1924年9月份，一份成熟的规划设计（《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二期报告书》）正式提交省政府（1930年12月开工建设就是在此规划设计方案基础上因建设资金问题而稍作调整实施的）。
该筹资开工了，省政府却食言了。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一心只想着如何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哪还顾及民众疾苦，对李仪祉申请建设经费总是虚以委蛇，一再耍流氓不落实分文，为此事，秉直刚正的李仪祉和刘镇华有过多次激烈争吵。屋漏偏逢连阴雨，1926年4月，“西安保卫战”（俗称“二虎守长安”）发生且历时达8个月之久。此役使陕西经济雪上加霜，工程建设彻底无望。这让李仪祉感到无比的失望，认为“陕西负我、我负希仁”、“前后五年，终无一事可以慰我乡民”、“益羞见父老”。万般无奈之下，1927年初李仪祉愤然离陕。
1928年至1930年，陕西关中持续三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陕西全境92个县息数蒙难，940多万人处于严重饥荒中，人们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其中250万人活活饿死，40万人逃亡他乡，加上虫灾、瘟疫、兵匪一同降临，八百里秦川，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哀鸿遍野，甚至易子相食，惨绝人寰。这便是在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极其罕见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惨象。
1930年11月，杨虎城回陕主政，看到陕西严重的灾情，毅然决定把兴修水利作为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百姓生计的头等大事来抓。于是，他一面向南京政府请求拨款救灾，一面邀请李仪祉再次回陕共商兴水大计。 接到杨虎城的诚恳邀请，李仪祉心情十分激动，立马辞掉导淮委委员等职，料理完手头事宜急速回陕，全身心地投入引泾工程建设。很快，1930年12月7日引泾工程开工建设，1932年6月20日，引泾一期工程在工料奇缺、疫情盛行之下完工通水，即可灌溉农田59万亩，引泾工程也正式命名为“泾惠渠”——取泾河之水惠泽百姓之意。
我们知道，2200多年前，秦修郑国渠，举全国之力，征用十万民夫、历时十年，才建成了郑国渠；500多年前，明修广惠渠，打通420米的引水洞前后就历时18年。而泾惠渠一期工程仅一年半时间建成，其速度前所未有。这主要得益于李仪祉科学、合理的施工组织与管理：一是将指挥部设在建设工地（今泾阳县王桥镇社树村水利会馆旧址）靠前指挥；二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征集民工5000人，较好地解决了赈灾和工程建设所需劳力问题；三是分标段同时施工，并采用自备火力发电、轻便铁轨运输、洋灰（即水泥）等现代技术和建筑材料，切实加快了工程进度。当然，政府及社会各届的支持也使建设资金得到了保障。
泾惠渠建成通水后，李仪祉将原渭北水利工程局改名为泾惠渠管理局，专门负责灌区管理工作。同时，他在灌区设立“水老会”（相当于现在的段、斗长）管理制度，清丈土地、颁发水权证，并亲自起草和审定《泾惠渠管理管见》等多个管理制度，为泾惠渠的科学运行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泾惠渠通水后，灌区粮棉连年丰收，逃荒他乡的老百姓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重回家园，有力地稳定了西北政局，同时，灌区大量富余的粮食和棉花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此，杨虎城在《泾惠渠颂并序》中赞到“民享乐利，实泾之惠，肇始嘉名，流芳百世”。
泾惠渠是中国近代水利工程建设的里程碑，开创了我国现代水利灌区的先河，更带动了整个陕西水利事业发展。1934年洛惠渠开工， 1935年渭惠渠开工， 1936年梅惠渠开工……经统计，到1948年，由李仪祉先生亲自规划的“关中八惠”（泾、洛、渭、梅、黑、沣、涝、泔）灌溉面积达245万亩，加上陕南三惠（汉惠渠、褒惠渠、湑惠渠）、陕北二渠（织女渠、定惠渠），全省总灌溉面积已达289万亩。
治黄导淮标新意，绩效懋著绍大禹
在有历史记载的2千多年中，黄河频繁为患，“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黄河治理为中国治水历史上的老大难问题。
早在1923年，李仪祉就开始关注黄河。1933年9月正式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后，更加注重黄河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他在主持和亲自参与黄河堵口抢险工程之外，更是多次深入黄河流域、特别是上中游地区实际考察，先后撰写了《治黄关键》《黄河概况及治本探讨》等40余篇治黄论著。认为，黄河为患的根本症结在于泥沙，明确提出上中下游并重，除害与兴利相结合，防洪、航运、灌溉和水电兼顾的“综合治理”理论，改变了几千年来单纯着眼于黄河下游的治水思想，开创了历史先河。正如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所说“李仪祉把我国治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直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历史上，黄河的问题一直与淮河的问题密切相关，黄河的泛滥导致和加重了淮河的忧患。1929年8月，李仪祉在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及工务处处长后，他带领勘查队全面查勘淮河、洪泽湖、运河等诸河，经过缜密分析和研究，提出以采取废田还湖、先从入海工程着手治理为原则的“导淮工程计划”，得到政府的采纳和逐步实施。
多措平治水沙，奠基水保理论
治黄的根本在于调节入黄水沙关系。为减少入河泥沙，遏制黄河泛滥，李仪祉提出了“平治阶田，推行沟洫；修筑横堰，控制沟壑；固堤治滩，防止塌岸；培植森林，防治河患；广种苜蓿，肥田养畜；拦水漫田，膏沃压卤”六大措施和完整的理论体系，用现代水土保持术语讲，就是平整土地、坡改梯、修筑谷坊、淤地坝、固沟保塬、植草种树，以及加固河堤、滩地治理、拦蓄洪水生态保护措施。因此说，李仪祉奠定了我国水土保持理论基础，是我国现代水土保持的先驱。
兴学执教育人才，著述宏富开新章
李仪祉认为，要科技救国、水利惠民，就必须有一大批水利专业技术人才。因此，他高度重视水利教育和人才培养，并乐此不疲。1915年，他留德归国后，便积极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高等水利专门学府—南京河海工科专门学校（即现在的河海大学）并执教。没有合适的教材，他就亲自主编了《水工学》《水工试验》《实用水力学》《土圧力》等大多数水利教材，首次给水利和水利工程以明确定义，创造性地确定了一大批水利专业术语，并对水利专业进行了明确分类。他重视实习，经常带学生进行河流考察，将河流考察的分析等写成文章作为课外教材。他教学严谨，知识渊博，教导有方，深得学生敬爱。
1932年李仪祉在西安创办陕西水利专修班并执教，1934年6月归并到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他亲任水利组主任并执教。另外，他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讲学或执教。经不完全统计，李仪祉先后培养了如汪胡桢、沙玉清、宋希尚等中国第一批水利专门人才200余人，撰写了多达250余篇论文或报告。这些论文或报告，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论述严密，充分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求实思想，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对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理论研究与创新等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集合全国水利人才之精力，求解中国今日之水利问题”，1931年4月，李仪祉先生倡导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水利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即今天的中国水利学会，并亲任会长直到去世。水利学会的成立，极大地促进水利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人才的成长，为我国近现代水利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爱国忧民存浩气，建言献策抗倭寇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仪祉积极加入陕西抗敌后援队，竭力推进抗日工作。他一方面积极撰写抗日宣传文章寄发于中外报刊，也经常到西安广播台上发表公开演讲，怒揭日本侵华罪行，唤起全民众的抗日激情。一方面率先垂范，带头捐款和动员家人捐款捐物，并积极组织社会募捐活动和动员各届人士购买救国公债以支援前线抗战和解决伤兵、难民的衣食问题。同时，从从巩固发展后方经济、保障抗战物资供给、便捷交通运输、支持前线军队等角度向政府积极建言献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鞠躬尽瘁功卓著，德器深纯永垂青
李仪祉一生曾担任或兼任过数十个官职：如河海大学教务长、陕西省建设厅厅长、 上海港务局局长、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主席）、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 、国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等，但无论在什么地方、担任什么职务，他都是国家基本出发、从民众利益出发，积极地地谋实事、干实事、努力做成事，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得失。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废寝忘食地工作，极少有时间休息，甚至在养病期间还在忙着处理各种公务和技术问题，正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1938年3月8日上午11时50分，李仪祉先生终因积劳成疾，因病与世长辞。
李仪祉先生的离世，是国家失一栋梁，陕西损一人杰，水利陨一巨星。噩耗传来，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来电吊唁，国民政府特发褒扬令，评价其“德器深纯、足为世范”。
中山陵园林设计总工程师刘梦锡对其评价是：“大禹之后，中国一人，唯陕西李仪祉先生”。
2001年9月，第29届国际水利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与会者，公推李仪祉先生为亚洲近代水利科技先驱者首位，二十世纪杰出的水利科学家。
我们缅怀李仪祉先生，就是要弘扬其科技兴水利、水利惠民生的爱国忧民情怀，弘扬其科学、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弘扬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弘扬其“做大事不做大官，求实际不图虚名”的高尚品德。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认真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积极担当作为，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张发民，1965年10月生，大学本科，水利高级工程师，陕西水利博物馆前馆长，现任陕西省水土保持研究所（监测中心）所长、主任。）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也是五千年水利发展史。从三皇五帝时的大禹开始，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治水人物，他们的治水功绩造福当代的同时，也推动着水利文明的进程并永远为人们铭记。2019年12月，水利部公布第一批中国历史12位治水名人，近代水利科技先驱李仪祉位列其中。
李仪祉，姓李，名协，字仪祉。陕西蒲城人，1882年出生，1938年3月8日因病去世，享年仅56岁。
亲历干旱贫水苦，少立郑白宏愿心
1882年2月20日，李仪祉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马湖乡富原村、渭北旱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十年九旱”是渭北旱原的特征，“龙山马湖，渴死寡妇”、“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更是这里真实的写照。庄稼能否有收成取决于“老天爷”；吃水靠从近百米深的水井摇辘轳挑水，虽说村东4公里开外就是洛河，但坡陡沟深道窄，非强壮男子也只能“望水兴叹”；耕种时月老天不下雨，村民相信请神“祈雨”，也常有因没水吃、抢水吃而死人的事情发生。亲历干旱贫水之苦的李仪祉曾说“我们那个穷苦地方，最苦的就是水不方便”。这也使他从小就有让人们不再为用水而发愁的朴素想法，这也是他后来献身水利的源动力。
家庭熏陶好读书、学贯中西报家国
李仪祉的祖辈都是地道的庄户人，但其祖母很了不起，深知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重要性，特别重视子女读书。用李仪祉的话说：“当时家庭贫寒之况，是子侄辈所想不到的，但祖母对子女的教育却是一丝不苟，伯父（李仲特）和父（李桐轩）始终没有废读”。李仲特喜好数学，算得上当时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曾先后到浙江、四川做幕僚；李桐轩喜欢国学，文学造诣很深，曾任陕西省府咨议局长、创立西安易俗社并任社长多年。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聪明伶俐的李仪祉从小就极爱读书，且涉猎面很广。他八岁开始进私塾馆学习，十七岁参加同州府院考并以第一名获秀才衔，被当时的督学叶伯皋评价是“年少识算，气度大雅”。1905年，李仪祉考入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德文预科班学习，以优异成绩于1909年毕业并获举人衔。同年7月份，李仪祉受西潼铁路局委派，于10月份进入德国柏林皇家工科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在校期间，李仪祉非常刻苦用功，除过参观、实习之外，他基本是寓所—课堂—图书馆三点一线。因在图书馆常常是熬到闭馆才被管理员委婉劝离而得了“晚安先生”的雅号。1911年秋辛亥革命暴发，消息传到学校后，素来对腐败没落政府不满的李仪祉毅然踏上欲参加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回国旅途。
1913年春，李仪祉欲返德国继续其学业，适逢辛亥革命陕西元老郭希仁邀请同行考察欧洲。在考察过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等欧洲诸国的河渠闸堰堤防等水利工程后，他们感慨良多。郭希仁便劝李仪祉改学水利，说道“与其学他艺，不如学水利。吾乡之郑白渠，废驰已久矣。曷弗于吾辈手兴复之。”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李仪祉的内心。于是，在送郭希仁回国后，李仪祉则直接进入德国丹泽工业大学专门攻习水利。在学习中，李仪祉以其刻苦精神和良好的学业，深得国际著名水利专家恩格尔斯教授的赏识和器重。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仪也学成回国，开始了他献身祖国水利事业并做出卓著贡献的辉煌人生。
倡修“关中八惠”，惠泽三秦百姓
陕西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凭借其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独有的军事地理优势，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和建都朝代最多的地区，享有“关中自古帝王州”之美誉。秦修郑国渠，促成了秦“一扫六合、逐并诸侯”；汉、唐时期，关中水利达到鼎盛，泾、三、高一带更是“关中的白菜心”、粮棉油生产的重要基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替，这些水利设施起起伏伏并逐渐衰落，以至清代彻底废弃，原本的“白菜心”重又回到了靠天吃饭的窘境。
1921年夏，关中遭遇严重干旱，饥荒四起，时任陕西水利局长的郭希仁等有识之士更加真切地认识到彻底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引水灌溉。于是，恢复郑白渠、筹建引泾工程的“渭北水利工程局”便应运而生。为了落实工程建设专业技术人才，于是，郭希仁鼎力举荐、陕西省政府等各届诚恳邀请，1922年4月份，李仪祉毅然辞掉南京河海工科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教务长职务回到陕西，接替郭希仁任陕西水利局局长，主持引泾工程事宜。
严谨、科学、务实是李仪祉的一贯作风。为了引泾工程的科学规划，他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携带干粮帐篷，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于人烟稀少、荆棘丛生、更有野猪、豹子、狼等凶猛野兽出没的泾河谷口一带进行现场踏勘，七天徒步百余里；他深入预设灌区，与农民作朋友，调研农作物种植结构和耕作方式；专门组建工程测量队进行灌区测量，在泾河沿线设立流量观测站、雨量站、蒸发站等实测水文数据资料。经过两年的辛苦努力，1924年9月份，一份成熟的规划设计（《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二期报告书》）正式提交省政府（1930年12月开工建设就是在此规划设计方案基础上因建设资金问题而稍作调整实施的）。
该筹资开工了，省政府却食言了。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一心只想着如何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哪还顾及民众疾苦，对李仪祉申请建设经费总是虚以委蛇，一再耍流氓不落实分文，为此事，秉直刚正的李仪祉和刘镇华有过多次激烈争吵。屋漏偏逢连阴雨，1926年4月，“西安保卫战”（俗称“二虎守长安”）发生且历时达8个月之久。此役使陕西经济雪上加霜，工程建设彻底无望。这让李仪祉感到无比的失望，认为“陕西负我、我负希仁”、“前后五年，终无一事可以慰我乡民”、“益羞见父老”。万般无奈之下，1927年初李仪祉愤然离陕。
1928年至1930年，陕西关中持续三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陕西全境92个县息数蒙难，940多万人处于严重饥荒中，人们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其中250万人活活饿死，40万人逃亡他乡，加上虫灾、瘟疫、兵匪一同降临，八百里秦川，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哀鸿遍野，甚至易子相食，惨绝人寰。这便是在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极其罕见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惨象。
1930年11月，杨虎城回陕主政，看到陕西严重的灾情，毅然决定把兴修水利作为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百姓生计的头等大事来抓。于是，他一面向南京政府请求拨款救灾，一面邀请李仪祉再次回陕共商兴水大计。 接到杨虎城的诚恳邀请，李仪祉心情十分激动，立马辞掉导淮委委员等职，料理完手头事宜急速回陕，全身心地投入引泾工程建设。很快，1930年12月7日引泾工程开工建设，1932年6月20日，引泾一期工程在工料奇缺、疫情盛行之下完工通水，即可灌溉农田59万亩，引泾工程也正式命名为“泾惠渠”——取泾河之水惠泽百姓之意。
我们知道，2200多年前，秦修郑国渠，举全国之力，征用十万民夫、历时十年，才建成了郑国渠；500多年前，明修广惠渠，打通420米的引水洞前后就历时18年。而泾惠渠一期工程仅一年半时间建成，其速度前所未有。这主要得益于李仪祉科学、合理的施工组织与管理：一是将指挥部设在建设工地（今泾阳县王桥镇社树村水利会馆旧址）靠前指挥；二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征集民工5000人，较好地解决了赈灾和工程建设所需劳力问题；三是分标段同时施工，并采用自备火力发电、轻便铁轨运输、洋灰（即水泥）等现代技术和建筑材料，切实加快了工程进度。当然，政府及社会各届的支持也使建设资金得到了保障。
泾惠渠建成通水后，李仪祉将原渭北水利工程局改名为泾惠渠管理局，专门负责灌区管理工作。同时，他在灌区设立“水老会”（相当于现在的段、斗长）管理制度，清丈土地、颁发水权证，并亲自起草和审定《泾惠渠管理管见》等多个管理制度，为泾惠渠的科学运行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泾惠渠通水后，灌区粮棉连年丰收，逃荒他乡的老百姓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重回家园，有力地稳定了西北政局，同时，灌区大量富余的粮食和棉花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此，杨虎城在《泾惠渠颂并序》中赞到“民享乐利，实泾之惠，肇始嘉名，流芳百世”。
泾惠渠是中国近代水利工程建设的里程碑，开创了我国现代水利灌区的先河，更带动了整个陕西水利事业发展。1934年洛惠渠开工， 1935年渭惠渠开工， 1936年梅惠渠开工……经统计，到1948年，由李仪祉先生亲自规划的“关中八惠”（泾、洛、渭、梅、黑、沣、涝、泔）灌溉面积达245万亩，加上陕南三惠（汉惠渠、褒惠渠、湑惠渠）、陕北二渠（织女渠、定惠渠），全省总灌溉面积已达289万亩。
治黄导淮标新意，绩效懋著绍大禹
在有历史记载的2千多年中，黄河频繁为患，“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黄河治理为中国治水历史上的老大难问题。
早在1923年，李仪祉就开始关注黄河。1933年9月正式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后，更加注重黄河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他在主持和亲自参与黄河堵口抢险工程之外，更是多次深入黄河流域、特别是上中游地区实际考察，先后撰写了《治黄关键》《黄河概况及治本探讨》等40余篇治黄论著。认为，黄河为患的根本症结在于泥沙，明确提出上中下游并重，除害与兴利相结合，防洪、航运、灌溉和水电兼顾的“综合治理”理论，改变了几千年来单纯着眼于黄河下游的治水思想，开创了历史先河。正如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所说“李仪祉把我国治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直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历史上，黄河的问题一直与淮河的问题密切相关，黄河的泛滥导致和加重了淮河的忧患。1929年8月，李仪祉在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及工务处处长后，他带领勘查队全面查勘淮河、洪泽湖、运河等诸河，经过缜密分析和研究，提出以采取废田还湖、先从入海工程着手治理为原则的“导淮工程计划”，得到政府的采纳和逐步实施。
多措平治水沙，奠基水保理论
治黄的根本在于调节入黄水沙关系。为减少入河泥沙，遏制黄河泛滥，李仪祉提出了“平治阶田，推行沟洫；修筑横堰，控制沟壑；固堤治滩，防止塌岸；培植森林，防治河患；广种苜蓿，肥田养畜；拦水漫田，膏沃压卤”六大措施和完整的理论体系，用现代水土保持术语讲，就是平整土地、坡改梯、修筑谷坊、淤地坝、固沟保塬、植草种树，以及加固河堤、滩地治理、拦蓄洪水生态保护措施。因此说，李仪祉奠定了我国水土保持理论基础，是我国现代水土保持的先驱。
兴学执教育人才，著述宏富开新章
李仪祉认为，要科技救国、水利惠民，就必须有一大批水利专业技术人才。因此，他高度重视水利教育和人才培养，并乐此不疲。1915年，他留德归国后，便积极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高等水利专门学府—南京河海工科专门学校（即现在的河海大学）并执教。没有合适的教材，他就亲自主编了《水工学》《水工试验》《实用水力学》《土圧力》等大多数水利教材，首次给水利和水利工程以明确定义，创造性地确定了一大批水利专业术语，并对水利专业进行了明确分类。他重视实习，经常带学生进行河流考察，将河流考察的分析等写成文章作为课外教材。他教学严谨，知识渊博，教导有方，深得学生敬爱。
1932年李仪祉在西安创办陕西水利专修班并执教，1934年6月归并到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他亲任水利组主任并执教。另外，他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讲学或执教。经不完全统计，李仪祉先后培养了如汪胡桢、沙玉清、宋希尚等中国第一批水利专门人才200余人，撰写了多达250余篇论文或报告。这些论文或报告，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论述严密，充分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求实思想，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对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理论研究与创新等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集合全国水利人才之精力，求解中国今日之水利问题”，1931年4月，李仪祉先生倡导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水利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即今天的中国水利学会，并亲任会长直到去世。水利学会的成立，极大地促进水利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人才的成长，为我国近现代水利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爱国忧民存浩气，建言献策抗倭寇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仪祉积极加入陕西抗敌后援队，竭力推进抗日工作。他一方面积极撰写抗日宣传文章寄发于中外报刊，也经常到西安广播台上发表公开演讲，怒揭日本侵华罪行，唤起全民众的抗日激情。一方面率先垂范，带头捐款和动员家人捐款捐物，并积极组织社会募捐活动和动员各届人士购买救国公债以支援前线抗战和解决伤兵、难民的衣食问题。同时，从从巩固发展后方经济、保障抗战物资供给、便捷交通运输、支持前线军队等角度向政府积极建言献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鞠躬尽瘁功卓著，德器深纯永垂青
李仪祉一生曾担任或兼任过数十个官职：如河海大学教务长、陕西省建设厅厅长、 上海港务局局长、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主席）、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 、国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等，但无论在什么地方、担任什么职务，他都是国家基本出发、从民众利益出发，积极地地谋实事、干实事、努力做成事，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得失。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废寝忘食地工作，极少有时间休息，甚至在养病期间还在忙着处理各种公务和技术问题，正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1938年3月8日上午11时50分，李仪祉先生终因积劳成疾，因病与世长辞。
李仪祉先生的离世，是国家失一栋梁，陕西损一人杰，水利陨一巨星。噩耗传来，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来电吊唁，国民政府特发褒扬令，评价其“德器深纯、足为世范”。
中山陵园林设计总工程师刘梦锡对其评价是：“大禹之后，中国一人，唯陕西李仪祉先生”。
2001年9月，第29届国际水利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与会者，公推李仪祉先生为亚洲近代水利科技先驱者首位，二十世纪杰出的水利科学家。
我们缅怀李仪祉先生，就是要弘扬其科技兴水利、水利惠民生的爱国忧民情怀，弘扬其科学、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弘扬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弘扬其“做大事不做大官，求实际不图虚名”的高尚品德。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认真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积极担当作为，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张发民，1965年10月生，大学本科，水利高级工程师，陕西水利博物馆前馆长，现任陕西省水土保持研究所（监测中心）所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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