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故事】决战时刻的隐秘较量——三大战役期间我军卓越的军事保密工作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在短短的142天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73个师、154万人，取得了解放战争决定性胜利。鲜为人知的是，战略决战辉煌胜利的背后，是我军卓越的保密工作。在三大战役的筹划和实施过程中，我军保密部门紧密配合，采取多种措施，严格保守了战略意图和军事行动秘密，保障了中央军委作战方针的圆满实现。

决战前夕：保密工作领导体制进一步健全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我党我军组织和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决战即将来临。为适应新形势，全党全军需要在思想上、组织上高度统一。在保密工作方面，党和军队也加强了统一领导。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完成了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转移。为了加强党和军队的保密工作，中央决定将中央机要委员会改建为中央保密委员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为总负责人，统一领导全党全军的保密工作。5月18日，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草案）》，明确规定：中央保密委员会的性质是“协助中央、军委进行有关我党我军机要电讯的保密事宜，成为中央秘书长和军委总参谋长领导保密工作之直接助手。”其基本任务是：重点研究机要保密；搜集敌人电讯技术、密码使用及侦破手段；检查各地方、各部队保密工作情况，帮助各机关建立保密制度，指导下级保密工作并在各级保密委员会之间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实行保密工作奖惩制度。

中央保密委员会的组建，开创了党对保密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新体制。此后，各大战略区、分区也分别成立了野战军保密委员会和分区保密委员会，统一负责军队系统保密工作。

军队内部各级保密委员会的建立，使我军形成了比较明确、健全的保密工作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标志着我军保密工作进入了系统化新阶段。各大战略区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多部保密条例，同时通过加强保密教育，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保密意识，有力推动了全军的保密工作，为三大战役的筹划与指挥提供了有力保障。

辽沈战役：东野大军隐蔽南下出敌不意

战略决战首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拉开帷幕。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提出了辽沈战役的基本构想，即“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逐步明确了东北野战军（以下简称东野）主力南下北宁线，首先攻占锦州，实现“关门打狗”。但这又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计划。东野主力长途南下奔袭北宁线，全程将近1000公里，中间还要经过沈阳外围弧形接敌区。敌人一旦察觉，从沈阳出动重兵集团进行阻击，切断我军南下锦州的道路，则影响战役成败。因此，如何隐蔽我军战略企图，做好大军调动的保密工作，成为战役准备的重要内容。

在东野首长领导下，东北局社会部和东北铁路管理总局立即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东北局社会部发出紧急指示：“整个军运过程必须保密。只有绝对的保密，才有军运的安全；只有绝对的保密，才能出其不意把部队运到锦州城下，增加攻下锦州的胜算；只有干扰敌人的视野，造成敌指挥机构的错误判断，才能实现瞒天过海巧运兵的计策。”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东北铁路管理总局联合成立了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次军运。他们依靠当地党政组织，配合军队保卫部门和铁路公安机关，发动沿线铁路职工和地方群众，掌握敌情动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监视铁路内外敌人，控制铁路电话专线，严密封锁军事行动消息。

从9月初开始，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利用夜色掩护，秘密沿西线向锦州和各个集结地开拔。与此同时，铁路沿线实行了严格的军事管制和邮电检查，停止铁路客运售票，强化户口管理措施，不给敌特以活动空间。

严格的保密措施保障了我东野主力顺利南下，于1948年9月12日发起北宁线作战，并一举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敌人撤退的大门。据被俘的锦州国民党守将范汉杰回忆，他其实已得到东野主力南下的情报，也发现我军夜间运输频繁，但由于中共方面严格的保密措施，他始终搞不清东野部队的准确番号和兵力，也无从判断东野的企图。而蒋介石也由于对东野主力动向判断不清，对东北国民党军或撤或守犹豫不决，最终陷于全局被动。

淮海战役：加强通信保密赢得信息优势

就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我军又在华东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战役的设想是1948年9月25日由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的，并很快得到采纳。9月27日，国民党军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致所属各军的密电即被我军破译。从这份电报中得知，第7兵团将开往新安镇附近地区。毛泽东看了这一情报十分高兴，说：“这份情报来得正是时候，对淮海战役的首战决策很有帮助。”10月11日，中央军委在发出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确定：首先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目标，然后再歼两淮（淮阴、淮安）和海州（今连云港）之敌。此后，我军又连续侦获国民党军兵力调动情况，得知敌军黄维兵团将增援徐州。据此，毛泽东于11月1日和7日亲自起草电报，指示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扩大原定的战役规模。在通信保密领域的斗争中，我军技高一筹，获取的情报对保证决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我军通信部门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千方百计避免电讯信息泄露。战役开始前，华东野战军各电台统一更改了呼叫密码，调换了人员和机器。部队行军途中，为避免电台位置移动被敌人测向发现，要求各纵队电台每移至新驻地，均须架线守听，但不准开机呼叫，只有在听到本部电台呼叫有报时，方可回答，以确保行动之机密。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在围歼杜聿明集团的过程中，我军通信部门体现出极强的保密意识。当我军将敌人3个兵团严密包围后，发现敌人对我军部队的行动了解得很详细，我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力量研究分析泄密原因，并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通信保密：一是对电话线路派出警卫武装，沿线日夜巡查以防窃听；二是对总机值守人员加以审查，选择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充任；三是尽量减少电台电报来往，利用徒步或骑兵传递，电台多听少呼；四是传达部署任务时，除必要部分外，禁止全文下达，并严格使用部队代字、代号；五是加强阵地前沿警戒，严查往来出入人员。这些措施实施后，很快扭转了不利局面。1949年1月12日，杜聿明集团全军覆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毛主席亲自设计瞒天过海之策

辽沈战役结束后，据守平津一带的敌军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傅作义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虽已估计到我东野将要入关，但他认为大战刚刚结束，当时又值隆冬严寒，难作远程行军，我军至少需要3个月到半年才能大举行动。同时，由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南逃、西遁还是死守，他还一时难下决心。因此，傅作义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将他所辖的60万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组成了长约1200公里的防线。

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就地歼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巧施计谋。为了稳住傅作义，让他误认为短期内解放军不会发动大的攻势，毛泽东命令我军华北部队撤围归绥、停攻太原，在淮海战场上推迟歼灭杜聿明集团，避免刺激蒋介石和傅作义。同时，最关键的一招是命令东野提前秘密入关。

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野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取捷径夜行晓宿荫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荫蔽。”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里两次强调了要注意“荫蔽”，并设计了用“假新闻”的方式迷惑敌人，目的都是要保守我东野提前入关的秘密，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东野主力部队夜行晓宿，夜间车水马龙浩浩荡荡地向华北进发，天明后部队、辎重又全部隐入村庄、山谷、树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12月1日，我新华社和《东北日报》发出消息，说11月30日林彪在沈阳参加庆功祝捷大会，《东北日报》还刊登了林彪和罗荣桓在会议上的照片。当时暗藏在沈阳的国民党特务立即向南京发出密电，报告说林彪还在沈阳。蒋介石和傅作义据此判断，东野的主力尚在关外。其实这时，我东野已经向关内急行军一周，前锋已经进入喜峰口。就在11月30日晚上，东野司令部就离开了沈阳，林、罗、刘等领导人乘吉普车直奔锦州方向，并于12月7日到达了蓟县的预定指挥所。

东野的提前入关，完全出乎敌人预料，也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军从“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插翅也难飞了。傅作义气愤地质问蒋介石：“你不是说林彪尚在沈阳吗？难道他会分身法！”

与我党我军领导人高度重视军事保密、亲自部署保密工作相比较，国民党方面不仅在情报保密斗争中落于下风，而且在如此重要的决战时刻，还发生了高层泄密事件。

淮海战役期间，当解放军在碾庄歼灭黄百韬兵团，徐州的国民党军岌岌可危时，杜聿明回南京与蒋介石商量后决定放弃徐州。为了保密，杜聿明曾下令各部严格对行动保密，不能被解放军察明撤退企图，如有泄露者，军法从事。但没想到的是，命令下达不到两个小时，徐州的街市上就一片嘈杂，国民党士兵到处抢购绳索扁担和征用车辆，连老百姓都知道国民党军要撤退了。当杜聿明派人去各银行转运现金时，才发现银行早已人去楼空，不但现金被运走了，连职员家眷细软都已被专机运走。杜聿明得知此情，不禁拍案大叫道：“老头子（指蒋介石）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叫我怎能打胜仗！”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6期）